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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古籍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记录着中华先民的情感、思想、言行以及生产生活情况，更具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不仅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善本收藏地，《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是它的四大专藏，也是“镇馆之宝”。此外国图还藏有许多久负盛名的国宝，如甲骨“四方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本《神策军碑》、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宋嘉泰元年至四年 (1201—1204)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宋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等，都是国图善本精华中的精华。 #p#副标题#e#
NO.1 《赵城金藏》
金代熙宗皇统(1141—1149)初年，潞州(今属山西长治)崔进之女法珍因被和尚治好了哑病而许愿为寺庙做一件善事。她断臂化缘，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募资刻藏经，这部佛教大藏经就是《赵城金藏》。它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和少部分《契丹藏》为底本，历时二三十年完成。《赵城金藏》堪称国宝级文物，其发现历史和保护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意义。
《赵城金藏》发现于1933 年，在此之前，学术界不知道有这样一部佛教大藏经的存在。彼时恰逢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在陕西山西调查古板大藏经，常务理事范成法师听闻讯息，即追寻线索，来到位于山西中南部的赵城县广胜寺(现属洪洞县)，对这部5400 余卷的大藏作了最初的考察。随后，北平图书馆古籍版本专家徐森玉先生也赶到广胜寺，与范成法师共同调查，并先后在民间收集到二、三百卷零星散出的经卷。他们择选部分历代佚典秘籍，借到北平，在北平图书馆向公众展览。消息公布以后，学术界轰动，国内、日本，都相继报道发现经过，并介绍其罕见的资料价值。展览后，由北平三时学会和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共同发起，将其中46种稀见经典影印成《宋藏遗珍》，发行海内外。同年10月，支那内学院派遣蒋唯心往广胜寺详细调查。蒋唯心就近住在大殿旁边，请两个僧人帮助，前后四十余日，将大藏全部展阅一遍，考察清楚“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三十余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他将调查研究成果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先刊载在《国风》杂志第5期，1935 年又由支那内学院印制单行本发行，并附多幅图版。时至今日，这些图片还是我们研究《赵城金藏》的重要资料。
《赵城金藏》为卷轴装，黄纸护首，朱漆木轴。经卷前加装“释迦说法图”一幅，图右上角刊“赵城县广胜寺”六字。整幅扉画的线条自然流畅而有力，图案布局严整，疏密合理又富有变化，立体感极强。
当代学术研究证实，《赵城金藏》的组织者为潞州长子县百姓崔进之女法珍，她幼年即出家。在募缘刊经的过程中，她得到山西陕西等地信众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方始刊成。大定十八年，法珍将这部大藏经进贡朝廷。金章宗敕令中都左右街十大寺院僧众，香花迎经。法珍被赐许出家为尼。大定二十一年，法珍又将所有经板运到中都(即今北京)，共计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板，六千九百八十卷。大定二十三年，法珍被赐紫衣，并赐法号弘教大师。
《赵城金藏》继承了我国第一部木版大藏经《开宝藏》的版式特点，依照千字文编帙，“天”至“几”每版23行14字，版端小字刊雕经名简称、卷次、版片号、千字文编号。不少经卷后还保留了《开宝藏》的题记。比如《佛说宝雨经》题记：“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又如《法苑珠林》卷一：“大宋咸平元年奉敕印，编录通慧大师赐紫沙门臣昙胜校勘;内品监印经院臣陈景崇;内侍殿头高品勾当印经院臣郑守为。”题记中保留的宋代年号、官位品级、印经勾当等等，都是覆刻《开宝藏》的遗迹。至今《开宝藏》仅有十余卷存世，《赵城金藏》就更显得它的珍贵。
抗日战争中，广胜寺一带是游击区。广胜寺周围三面临敌，广胜寺西15公里处的明姜村，驻扎日军一个小队。西南面，同蒲铁路沿线，有敌军碉堡五六处。西南十五公里处洪洞县，驻扎日军一个大队。正南七公里处苏堡镇驻扎日军一个小队。此时的广胜寺，只有东北方面与抗日根据地联系。1938 年2月，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据日军占领的道觉村仅1公里。为了大藏的安全，寺里的僧人将全部经卷转移到“飞虹塔”内封存。1942 年春，日军提出，要在旧历三月十八日当地庙会期间上塔游览。《赵城金藏》的安全受到威胁。寺里派人报知八路军赵城县抗日政府。太岳区第二地委获悉情况后，立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军区司令陈庚、军区政委薄一波做了汇报。不久，延安转来电报，批准同意抢救《赵城金藏》。4月27日夜，军分区和县游击大队在百姓和僧人的支持下，将《赵城金藏》连夜转移，28日清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不久，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转移，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由马驮人背，与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反扫荡战斗结束以后，经卷运到沁源县太岳区委驻地，后来又转移到一座废弃的煤窑中。由于煤窑矿洞渗水潮湿，部分经卷受潮发霉，黏结成一根根碳棒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护。但是1946 年国民党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遂全部转移到河南太行山区的涉县，存放温村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派张文教随行看护。在保护经卷的过程中，张文教同志劳累病倒，经卷遂由太行行署代管。1949 年1月北平解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1949 年4月30日，4330 卷又九大包《赵城金藏》在张文教的护送下，运抵北平。1949 年北京图书馆就《赵城金藏》的修复方案做出论证，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修复，《赵城金藏》得到保护。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城金藏》达到4813 件。从1984 年开始，在任继愈先生主持下，中华大藏经局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整理并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使这部稀世珍宝《赵城金藏》得以广泛流传。
一部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浴血奋战历史之的缩影，她见证了中国人民为保护民族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p#副标题#e#NO.2 《四库全书》：惟一存世的原架原函原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最初成书四部，分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合称“北四阁”。后来为了方便南方士子读书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图书集成。其编纂始于清乾隆37年(1772)至清乾隆46年(1781)。全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按学科分44类编排。共收录图书350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四库全书》修完后共抄录了7套，均是以建专架，架上置函，函内藏书的形式保存。 由于规模巨大，7套书均建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在专门的藏书建筑内收藏，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此四部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故宫建文澜阁，各藏抄本一部，合称“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但是，《四库全书》在其后的230余年间，历经战乱，屡遭噩运。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先后毁于战乱。
目前7部珍藏《四库全书》仅存4部，文渊阁藏书在1949年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杭州文澜阁藏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而此次完成影印工作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藏于国家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成书于清乾隆49年(1784)。 1915年入藏北京后，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并称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7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也是被普遍认为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四库全书》。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 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本次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精选《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便于读者诵读为宗旨，所选之文，趣味清源，神采焕发，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睿人智慧，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
两百年间，七部《四库全书》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上世纪30年代，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意外地发现，有人用文澜阁本的《四库全书》的书页当包装纸。于是兄弟两人收藏到一些残本。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剩余残本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则于上世纪40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书架、书函依然留在故宫。文津阁本1913年从承德启运，1914年到京后暂存故宫文华殿，1915年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而且国图保存的《四库全书》是现今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的一部，共128架，6144函，36304册。#p#副标题#e#NO.3 《永乐大典》：周总理亲自批重金购回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因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纂，于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所以取名《永乐大典》。此书收存了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按韵编排，一字不改进行抄录，正文22877卷，总字数约3.7亿。100多年后的明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大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明亡后，永乐正本不知下落，嘉靖重录本也逐渐亡佚。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仅知翰林院尚有64册存世。1912年在鲁迅先生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时，积极促成了翰林院60册《永乐大典》的入藏。此后，又有近百册《大典》通过政府拨交、重金购买、无偿赠送等方式，从国内外收藏机构和收藏家的手中逐渐地汇集到国图。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亲自批专款，重金从香港购回了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的四册《永乐大典》。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又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国图《永乐大典》的拥有量达到221 册，实际收藏量达到161册(有60册在古物南运时存在美国，后被还到台湾)。
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馆藏221册《永乐大典》全部修复完毕，正式向社会公开展出。展览将持续两个月，9月上旬结束。在此期间，公众不仅可以目睹这部传奇典籍中的九件原件，而且可以了解它修复背后的故事。《永乐大典》一直是部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最为成熟、最为杰出的百科全书，它的离奇遭遇、一举一动，都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明成祖时《永乐大典》的纂修，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此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永乐帝当时未能毅然付之刊印，仅抄写一部，存于皇宫深院之中，一般士大夫难以寓目。嘉靖末年虽抄写成副本，而正本却杳如黄鹤，不知踪迹。副本《永乐大典》清代收藏不善，续有遗失;近代更屡遭兵燹，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焚毁、劫掠。致使《永乐大典》几近毁灭，《永乐大典》的毁灭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至今残存的嘉靖副本由于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仍被学术界视为珍宝。据统计，现在嘉靖副本《永乐大典》在全球范围尚存400册左右，其中223册存藏国内，国家图书馆馆藏221册。
从2002年起，在财政部、文化部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组织能工巧匠对馆藏《永乐大典》进行了全面修复。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本着“整旧如旧”原则，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严谨、科学的修复方案，在国家财政强有力的支持和全体修复人员的努力下，以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现存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全部修复工作。在对《永乐大典》逐册进行检查后，表明几乎所有书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另外，有半数以上的《永乐大典》经前人修复过。修复过的《永乐大典》具有以下几种特征：⑴整册托裱⑵改变装帧形式(将包背装改为线装)⑶选用的修复材料材质、颜色各异。根据上述的调研情况善本特藏修复中心的专家们提出了《永乐大典》修复原则与修复细则。
在2002年4月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永乐大典》的修复与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对善本特藏修复中心提交的《永乐大典》修复原则与修复细则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将开展的修复工作必须坚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应以未修复过的书册为样本，全面恢复大典的原貌。
修复材料在古籍修复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修复材料是否一致，关系到古籍能否再现神韵。选择与《永乐大典》原书载体一致的材料修复《永乐大典》是修复工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据国图有关人员介绍，由于该馆保留着一批清代早期的“高丽纸”，是楮皮纸，用来修补《永乐大典》，无论从纸张的年代还是从纸张的纤维来说，都非常合适。而修复人员，也是在跑遍北京城的各个布店之后，才终于在“瑞蚨祥”绸布点买到了与《永乐大典》封面材料接近的生丝。
另外，此次修复还创造性地运用掏补的方法对书口等破损处进行了修补。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永乐大典》的原貌。为使经过修复的《永乐大典》得到更好的保护，国家财政还专门拨款，制作了紫檀木的装具，使《永乐大典》的保存条件得到了改善。
此次为唤起社会各界对经典图书的保护工作，展览还特意展出了一册由公众捐助的资金而修复完成的《永乐大典》。同时展览上国家图书馆还倡议开展了欢迎您参与“从我做起，保护珍贵典籍”的活动。倡议中呼吁：让每一位国人都能有机会参与保护中华历史典籍的工作，共同担负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责任。为此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书中，选取一部分亟待抢救的珍善古籍面向社会征集修复资金，开展“从我做起，保护珍贵典籍”活动。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积极捐资参与。对每位参与者，国家图书馆都会在捐资册中记下姓名。如果捐资金额足以修复一部完整的典籍，国家图书馆将向捐资对象颁发证书以资表彰，作为永久的纪念。#p#副标题#e#NO.4 《敦煌遗书》：一卷曾被撕成十份
1900年6月22日，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就专藏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1万6千多件。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
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几十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
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目前这一修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之中。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在修复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有些文献明明是一整卷，却被人为撕成10件。原来，1910年，经多方文化名人奔走，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结果，当时负责押解的官员和沿途关卡监守自盗，为了让文件的数目能保持原样，就生生将一卷文献拆撕成多件。
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7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p#副标题#e#NO.5 “四方风”险些被埋没的甲骨珍品
甲骨文是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纪实,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是稀世之宝。在十五万计的甲骨文宝档中，有一片非常著名并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
该骨属殷商时的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刻辞，骨面有刻辞4段，应为28字，实为24字，是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这块牛肩胛骨的原藏家是近代收藏家刘体智。刘体智的旧藏甲骨共有28450片，是国内外私藏甲骨中最大宗者。他的这批甲骨于1953年夏天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由该局拨交给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最初,有的甲骨学者对这片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并不看好，认为它只是一片伪刻牛肩胛骨。该骨最早的拓片险些埋没了这件珍品。由于该拓片只拓了有字部分，并没有拓出该骨的全形。同时，上面的刻辞也非卜辞，骨的背面也没有施以钻凿的痕迹。拓片没有拓全、没有钻凿痕迹可作参考，这些都给正确判断该骨的真伪增加了难度，进而导致了甲骨学者对该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片伪刻。
所幸，著名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对这片牛肩胛骨进行了考证。他认为，该骨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他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他对这片牛肩胛骨的释文是：“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 (“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这与《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似。
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如“北方受年？西方受年？”又如，人们所熟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着东南西北方，这里的东南西北四方只是含有方向之意。而这片“四方风”刻辞则不然，它是把以上四方与时节相编配并参照草木禾谷生长的特点衍生出了析、夹、夷、宛四方神名，象征着草木禾谷春萌生、夏长大、秋成熟、冬收藏。在四方神名后面依次有风曰协、风曰微、风曰彝、风曰(“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这是根据四方风在不同时节的特征而命名的。风曰协，是指和煦之风。风曰微，是指微弱之风。风曰彝，是指大风。风曰(“役”字改双立人旁为单立人旁)，是指烈风。在3000多年前人们崇尚鬼神，极度迷信的时代，能够对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给予准确的命名，无疑对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灾害、疾病、祭祀等事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胡厚宣先生的考证，杨树达在其所著《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中说：“而甲学诸家能以故书雅记稽合甲文以证明古史者，寥寥不过数人，胡君厚宣其一也。庐江刘氏藏一片，所记为四方风名，君以尚书尧典及山海经诸古书证合之。是其事也,昔王静安以楚辞山海经证王恒、王亥，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也。”此片牛肩胛骨所刻的内容是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学者以故书雅记稽合甲骨文以证明古史的范例之一。#p#副标题#e#NO.6 地图珍品：《福建舆图》
国家图书馆所藏《福建舆图》是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年—1685年)间所作绢地彩绘本。图呈正方形，纵横均640厘米，四周各有宽55厘米的黄缎镶边，镶边上用金色丝线绣有9条五彩金龙，其间点缀彩色祥云，把全图衬托得极为豪华壮观。整幅地图由长640厘米的12块白色丝绸拼接而成，加边总面积达56平方米，是至今已知面积最大的现存地图，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舆图之“舆”，古时原指车轮上面的车箱，后引申为承载万物的大地。因此，舆图就是地图。《福建舆图》原是清内阁大库旧藏文献，1909年由清政府拨交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初期名称)珍藏。清内阁大库在故宫中，是清朝内阁存放档案的库房，所藏档案包括明代档案，从辽宁盛京(今沈阳)移来的满文老档、满文木牌等入关前的旧档与清代档案三大类。清宫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档案，与河南安阳甲骨、敦煌莫高窟藏经卷、居延汉简并称为 20世纪初中国古籍“四大发现”。
《福建舆图》又称《福建全省道里图》。据文献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委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收复台湾，再度实现祖国统一。为加强对台湾管理，以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施琅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康熙皇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并于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己酉(1684年5月27日) 设台湾府及台湾(今台南)、诸罗(后改名嘉义)和凤山(今高雄)3县，隶属福建省。图中已绘出上述府县。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晋江县的厦门所升置厦门厅，而图上仍为厦门所。由此可推测此图绘制年代应在这两个事件发生年之间,即1684年至1685年。
古代地图是行政管辖权力的象征，多由政府执掌。地方各州郡制作好地图，便呈送朝廷中央政府，作为中央确认、统治和规划的依据。对于地图的呈送时间，唐以前未见明文规定。唐以后，地方向中央呈送地图有了规定。大多规定各州府三年一次造送地图，也有五年一次造送的，也有规定闰年必须送(即五年送二次)的;有时候呈送与规定时间不相符，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康熙年间收复台湾，设立行政区可谓重大事件发生，理应绘图呈送。可见，这幅《福建舆图》正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次年在台湾设立行政区并划归福建省管辖后，福建省地方官员为反映这一重大历史变化而绘呈清政府，恭请皇上“御览”的。
《福建舆图》采用形象画法，将福建全省(含台湾)府、州、县的疆界、城镇、山川、道路以及重要关隘、山寨和岛屿、口岸等要素形象逼真地绘制于图上。各要素采用立体透视画法，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全省四周界线之外注明接壤的广东、江西和浙江诸省名称。此图在我国古代地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百多年来，此图除个别地方略有破碎外，基本保存完好，色彩仍旧鲜艳夺目。据考察，此图是在湖州丝绸上绘就的，所用颜料也是我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福建舆图》之所以能保存完好如初，除使用优质丝绸和颜料外，与其数百年来深藏府库，保存环境恒温恒湿，打开观览次数极为有限等有很大关系。#p#副标题#e#NO.7 《资治通鉴》手稿———上有司马光亲笔感谢信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 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久负盛名的国宝级文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手稿，原稿全长29行，460余字，是现今《资治通鉴》第92卷的内容，记录的是永昌元年的事情，但文字与现在通行本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卷手稿中，几乎每段史实都只写了开头几个字，以下就以“云云”二字代替。专家据此推测，此残卷可能是《资治通鉴》的初稿。手稿还附有一封书信“谢人惠物状”，据书信内容推测，手稿的纸张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送给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的，当时的纸张比较珍贵，因此司马光写了一封感谢信，但是在书信的落款之处，司马光没有详写其官衔，而仅用 “具位”二字代替，因此专家推测这也不是正式书函。
历史记载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手稿有整整两间屋子之多，但是目前只保留了460余字残卷。手稿的卷末有数十枚红色的藏印，这些藏印也表明从宋、元、明、清以来，历代藏书家将这件手稿视为瑰宝，争相收藏，上面还有乾隆皇帝的藏印，说明皇家也是将此作为宝贝在收藏。#p#副标题#e#NO.8 《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
《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绘制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纸底彩色,图纵93厘米、横168厘米。作者常印的生平不详。“五园”是指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和颐和园;“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外三营”是指外火器营、健锐营和精捷营。
“五园三山”是清代著名的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也是清代皇帝驻跸期间处理日常政务及接见王公大臣的听政之所。“五园三山”中有三园与三山同处一地:静明园与玉泉山、静宜园与香山、颐和园与万寿山。图中的畅春园,地处圆明园之南,在图中的位置是中部偏下;圆明园占据了整个图面的右下部;玉泉山、静明园位于此图的中部偏上;万寿山、颐和园位于此图的中部;香山、静宜园则占据了整个图面的上部。此图采用形象画法,将大清皇朝经过百余年营建的“五园三山”著名园林及其护卫“外三营”等建筑要素用形象逼真的山水画表现形式绘制于图上。
形象画法地图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由于当时的地图直接用于生产建设的很少,对地图的精确性要求不高,而山水画表现形式的地图形象直观,立体感强,极富艺术性和观赏性。图中方位大致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图中除反映“五园三山”及“外三营”的地形和地物的名称、分布和特点外,还对“五园三山”周围一些重要的建筑和居民点做了标识。览此图,便可了解“五园三山”的大致分布及园内的建筑分布和特征。例如,参照此图可知当年畅春园之盛况,而今天位于北京大学西门对面的恩佑寺和恩慕寺,是现在畅春园仅存的两个山门遗址。
“外三营”是清朝驻扎在京城西北郊西山下的满族军队,所保卫的地域既是山湖秀丽的“五园三山”等皇家园林,也是大清几代皇帝“避喧听政”的离宫式的宫廷区。外火器营在京西,集中于蓝靛厂,东挽清水河(今京密云引水渠),北倚万寿山,西望西山诸峰,南俯京西重镇蓝靛厂。营房西门外,辟有大教场,为八旗火器营兵合练之地。内有演武厅、抱厦、配殿、看守房、月台、门楼等高大建筑。健锐营的各旗营房及其教场则散见于香山周围。精捷营的营房在此图中只见 “精捷营厢黄旗营房”和“精捷营正黄正白两旗营房”两个。从图上来看它们都位于圆明园的西北角外。
“五园三山”曾遭到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1年八国联军两次焚烧。此图虽绘制于1904年,但仍将焚烧前的著名园林以及周围秀丽的山水、寺观、林木、村舍、道路、桥梁等融绘于同一平面,保存了大量现已不存的人文景观概貌,是一幅地理信息十分宏富的清代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全图。如图上所绘西山门头村的北法海寺——全称御赐万安山法海禅寺,与石景山区模式口以明永乐壁画闻名的南法海寺相对——还是庙宇弘广,气象辉煌。但今天若去实地寻古,则只存半截山门(其上白塔已毁坏消失),几道石碑,残垣散落,荒草障目,毫无佛殿踪影,只听得空寂的山风穿梭其间。#p#副标题#e#NO.9 《避暑山庄全图》
避暑山庄,又称承德离宫、热河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区东北部。承德原称热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立避暑山庄后,由热河总管统辖, 所以避暑山庄又叫热河行宫。国家图书馆所藏《避暑山庄全图》是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彩绘本。作者不详。横轴装。全图纵212厘米,横 382.5厘米。
当康熙皇帝在南方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时,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尼尔乘机在东蒙辽西一带发动叛乱,再加上沙俄帝国不断入侵,面对外敌内患,康熙认为首要应该加强自己军队的训练,增强对蒙古等地的边防管理,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康熙二十年(1681年),朝廷在距京师350公里的翁牛特、喀喇沁等蒙古族游牧的地方建立了木兰围场,用于训练八旗军队,并供清帝御猎。木兰围场建立以后,为了方便北巡,康熙皇帝在沿途修建了许多行宫,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将自己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挂在了澹泊敬诚殿前的二宫门门楣之上,从此避暑山庄正式建立在武列河畔。从康熙后期开始,直到咸丰年间,清代帝王每年夏季都到山庄避暑巡幸,并处理朝政。因此,避暑山庄成为清代第二处政治行政中心和处理民族事务的重要场所。
相传避暑山庄之建与康熙皇帝在此“坐汤”沐浴有关。原来那时山林湖区有常流不断的清泉、溪流,更有温泉涌出。《避暑山庄全图》中即有题为“热河”的景点。此热河就是当年流淌温泉热水的河,出山庄即汇入武列河。发源于蒙冀交界的武列河流至承德有温泉水注入,故武列河也叫热河。康熙皇帝不但由留恋温泉沐浴的情景,引发修建避暑山庄的念头,在山庄建成之后,还把温泉流经的地方命名为“暖流暄波”的四字景点。
《避暑山庄全图》采用传统形象画法,生动描绘了行宫、外八庙及附近山水胜景。图中用红色标签分别标示出一部分康熙四字题名的36景和乾隆三字题名的36景。麋鹿、白鹤不时在林间出没,形象生动,使整幅图充满了生机。全图内容详尽,画工精致,色彩艳丽,景点各要素均采用透视符号,形象逼真,立体感强,是一幅清皇家园林专题地图,也是中国古代同类地图中的精品。文津阁位于“千尺雪”之北。文津阁是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样式建于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是内廷北四阁中首先建成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起,《四库全书》曾收藏于此。辛亥革命后,《四库全书》运往当时的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入藏。
避暑山庄从建设至今,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景点也不复存在,如进丽正门正宫左侧阿哥所和总管公堂等处。此幅《避暑山庄全图》忠实反映了避暑山庄全盛时期雄壮秀丽的景色,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早已毁亡了的避暑山庄建筑的历史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档案资料和绘画艺术品。近年承德市避暑山庄文物管理局为修建修复避暑山庄,曾特来国家图书馆仔细查阅此图。#p#副标题#e#NO.10 “柳体”一绝，宋拓《神策军碑》
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碑拓中，宋拓《神策军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唐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不久，当时如何修复与宦官的关系是摆在武宗面前的一个问题。
唐朝自德宗之后，宦官掌管禁军——神策军，专权局面逐渐形成。此前，武宗之兄文宗曾命朝官谋划“甘露之变”，从而引发了朝官和宦官的激烈冲突，文宗也因此被宦官软禁。武宗是宦官仇士良所立。因此，武宗决定巡视左神策军，其用意在于向宦官示好，而仇士良也正好顺从圣意进而请求建立颂圣德碑以回应。神策军碑因此而立。
神策军碑的碑文记录了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此碑由翰林学士承旨崔铉撰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柳公权书写，更增添了此碑的艺术价值。柳公权书写的碑文，其书法结构严整，充分体现了“柳体”楷书骨骼开张、平稳匀称的特点，加之此碑刻工精良，拓本与真迹无异，故后世奉为柳书代表作。
依惯例，此碑拓本曾颁赐群臣，但流传不广。原碑大约毁于唐末战火，后世也便无从传拓了，至今仅有国家图书馆现存的孤本传世。北宋末期，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曾著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与国图馆藏恰好相同。因此，历来猜测此本曾经由赵明诚、李清照伉俪珍藏。遥想当年承平之日，赵明诚、李清照以诗书、金石自娱，摩挲赏玩的珍品中也有这件《神策军碑》拓本，真是令人神往不已。
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劫余又流入权势之家。国家图书馆珍藏此拓首有“秋壑图书”朱文印，后有“封”字朱文印，知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所藏;后贾氏家产查抄入官，此拓成为南宋皇室藏品。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大约重装于此时。元朝灭宋，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书朱文印。明代洪武六年收入内库,拓本末题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棡,故首尾皆有“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图书”朱文印。明末,归大收藏家孙承泽。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此拓原本上下两册,不知何时失去下册。清乾隆时安岐《墨缘汇观》记载上册尚全,原有五十六页。至清末陈介祺后人转让此拓时,发现第四十二页之后丢失两页,仅余五十四页。民国时,经南方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藏。1949年,陈澄中夫妇携部分珍贵藏书定居香港。两年后,传言陈氏将出售藏书,并有日本人意欲收购的消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获悉后,决定不惜重金将这批珍贵古籍购回,当即通过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和收藏家徐伯郊会同国家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与陈氏洽商,直到1965年成功地购回了“郇斋”所藏的善本,入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其中就有《神策军碑》。现在,作为稀世珍宝, 《神策军碑》仍藏于国家图书馆书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