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县,古称绛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新绛县以手工业发达著称于世,特别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制作,更是闻名遐迩。

  踏着2013年最后一抹阳光,沿着新绛县城的老街中巷行走。巷子幽深而僻静,有路人说,这里曾是盛极一时的“古绛笔墨一条街”。在热心人的指点下,记者来到积文斋笔墨庄。

  这是一座陈旧普通的小院,大门旁竖立着“积文斋笔墨庄”招牌。这里也是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笔、绛墨的制作车间和代表性传承人王壮升、张喜婷夫妇居住生活的地方。

  对于《三晋都市报》,王壮升夫妇并不陌生。早在2011年和2012年,本报就分别以《绛州毛笔:传承两千年,凋零谁之痛?》和《零落成泥归何处?新绛龙门墨古艺传承难》为题进行过深度报道。再见故人,王壮升夫妇很是热情。

  绛州制笔历史悠久,起源于唐代,它有尖、圆、齐、健、不开叉等特点。笔体美观大方,干净整齐,笔杆直,杆头齐,笔头直,笔尖均匀,笔锋整齐等优势,广博厚爱。元代末期,新绛秀元堂、一品斋就已经远近闻名。在清代,新绛制笔业已非常发达,笔类达20多个品种。全县以中城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毛笔制作网络。民国23年,中城巷就有秀元堂、一品斋、文成堂、俊德堂、积金斋、同益书局、晋祥斋、翰兴斋等9家老店,专营制笔。1937年日寇入侵,这些作坊基本关闭停产。1947年,毛笔制造业发展到10余家,人数也不多。

  解放以后,古绛州多个笔店艺人重操旧业。1949年到1953年有24家,60余人。1958年,私营、个体制笔业联合成立文具印刷厂,1959年至1961年,年产毛笔17万支。1961年,笔墨组从工艺厂分出,年产笔32.38万支。到1964年,年产量达30余万支,从1965年到1970年,平均每年可产45万支,出口量30万支。1971年,笔墨社并入工艺厂,1975年产量达79万余支,出口69.185万支,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出口量减少,产量下降,1981年,工艺厂因出口漆器产品销量大增,制笔工人抽出,毛笔停产。“积文斋”成立于1936年,1949年在天津注册,其创始人为张喜婷的父亲张永福。张永福,又名张永安,生于1918年5月,河南省济源人,是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笔、绛墨的代表性传承人。1931年张永福因家贫生活无着,由舅父介绍,从河南济源来到山西河津“翰文斋”制笔名师“翰吉贡”门下拜师学艺,1935年出师后与邓开千(已故)两人倾尽所有购羊毛半斤,开始制笔,“积文斋”因此而得名。

  老艺人张永福先生积70多年的制笔经验,对传统的技术颇有研究。其所制的积文斋龙门墨是用皮胶、油烟、冰片、麝香等优质原料精制而成,研墨写字乌黑锃亮,且时间愈久愈亮,挥毫作书、泼墨绘画,其味幽香淡浓,尽如人意。

  20多年前,老艺人张永福将其制笔技艺传于女儿张喜婷,把龙门墨传统技艺传于女婿王壮升,两人已分别获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祖上的手艺不能在自己手里失传

  张永福老人育有6个儿女,张喜婷是二女儿。谈起传承,张喜婷坦言是因为其他兄妹“看不上”这些工艺,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意和事做,而绛笔和绛墨的手工制作“劳动强度大、收入低”。

  20年前,而立之年的王壮升学习制墨时,同样与兴趣无关。上世纪80年代,王壮升在新绛国营制袜厂车间工作,下岗后他开始跑客车,接着又跑出租,随后再做木工。结婚多年,历经沧桑事事不尽如人意,在老丈人张永福建议下才开始学做绛墨。

  就这样,一晃20年过去了,他帮着老丈人打下手,日复一日地做着繁复的活儿。什么工序都干,却没有一次是独立将全部工序做下来的。直到2011年夏,雨水多,老屋房顶塌陷。张永福老人搬到了儿子家里暂居,作坊留给了王壮升夫妇俩打理。连做几次香墨,王壮升做得酣畅淋漓,成品锃亮细腻,均是上乘之作。

  2011年,王壮升、张喜婷二人积极申报了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获得证书。虽已获得了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制作技术精湛,产品质量上乘,但仍是家庭式小作坊经营,销售主要靠回头客,所制笔墨每月销售除去成本,粗略计算也就余得两三千元,“仅够糊口,勉强度日”。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认认真真地继承着衣钵,严格遵循着祖宗留下来的工艺,手工制作、精工细雕,一支毛笔要完成100多道工序,千杵万杵地捶敲着眼前的墨坯……

  在现阶段,很多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由于传统技艺的流传方式一直都是“师傅传授徒弟”,在当今社会面临很多困境。一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师带徒的紧密传承模式已经被边缘化,很难找到有潜质、有恒心的传承人,直接影响到了传统技艺的传承;二是由于市场需求的萎缩,学习传统技艺的经济回报过低,使得师傅不愿干,新人不愿学。这些困境,使得许多传统与技艺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和帮助,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传统技艺彻底消失。

  王壮升告诉记者说:“这门手工技术传承不易,劳动强度大,收入低,脏累不说,部分工序做完后浑身上下都是油烟,和从煤窑出来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收入太低,谁还愿意学?”

  话虽这样说,可毕竟是祖上留下的手艺,“总不能在自己手里失传”。抱着这样的想法,现在,积文斋笔墨技艺已传承至第三代,王壮升和张喜婷的儿子王刚和儿媳赵苏梅正分别传承制墨和制笔的传统技艺。

  公益资助力度虽不大但他们很知足

  2013年3月,就在一家人“艰难固守、勉强度日”中,王壮升接到了来自北京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的电话。电话里,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积文斋笔墨庄关于绛笔、绛墨制作、生产和传承情况,老实木讷、不善言辞的王壮升据实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得知对方有意对其进行资助时,王壮升感到有些意外。“当时根本没有当回事,甚至以为遇到了骗子”。多年来,积文斋笔墨庄并没有得到任何外界的资助,他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还砸到自己头上”。

  2013年4月26日,书院中国基金会工作人员首次到新绛县,与张喜婷、王壮升面谈,进一步洽谈传承人资助项目事宜。两个月后的6月27日,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正式与积文斋笔墨庄笔墨传承人王壮升、张喜婷签订了“传承人资助协议”。

  协议中明确资助对象为积文斋笔墨庄第三代传承人王刚和赵苏梅。自协议签订起,每季度资助二人6000元人民币用于学习笔墨制作手艺,每年购买约2万元的积文斋笔墨庄产品,除非受助人不再从事积文斋笔墨庄技艺的传承或产品质量不合格,否则基金会将终生资助。

  谈起两次和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接触,王壮升夫妇表示,洽谈得非常愉快,“他们都很好,真正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事。他们来没有通过县里任何部门,非常感谢"书院中国"对我们的帮助。”对于每季度6000元的资助费用,王壮升夫妇及儿子王刚、儿媳赵苏梅都表示很“知足”,“这已经能解决不少的困难了,至少能够安心学习和传承技艺了,何况咱们国家省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不胜数,每个项目都资助那需要多大的数目啊!另外,基金会还帮助我们维护品牌和拓展市场,增强市场生存能力,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从“书院中国”基金会联系洽谈到签订协议,王壮升一家并不知晓著名演员李亚鹏就是基金会的理事长。直到2013年12月22日“书院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才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王壮升一家人表示,非常感谢李亚鹏,感谢“书院中国”对他们的资助,感谢他们对传统文化发展传承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也希望社会各界“多一点宽容和理解,不要什么都质疑,毕竟在当今社会能尽心做好事的人本来就不多”。他们一家也将不会辜负“书院中国”的资助,会努力把积文斋笔墨庄传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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