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加拿大银行在亚洲涉足的只是某些特定细分市场，但它们却比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更好地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眼下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应该努力成为更大的亚洲市场参与者吗？
“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趁热打铁”，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驻上海的执行董事和亚洲区总裁马伯乐(Bob Martin)说。“我们必须想清楚如何利用眼下的时机。”该行是加拿大五大银行中最小的一家。
马伯乐蒙特利尔银行(按加拿大的习惯也被称为BMO)以及其他加拿大银行在世界上地位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在令全球银行业不堪重负的信贷紧缩中，加拿大的主要银行均未寻求政府救助。上个月，在非营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项全球企业高管调查中，加拿大的银行业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最稳健的银行业。
“去年秋天，我们接到了亚洲监管部门的很多询问，”马伯乐说。“我们的情况非常良好。所有银行都多少受到了影响。但加拿大政府没有干预或接手我们的股份。这帮了我们的忙。”
现年62岁的马伯乐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蒙特利尔银行的亚洲业务部门工作，他曾先后在东京、首尔、香港任职，最近来到上海工作。马伯乐是美国公民，也是香港和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在为蒙特利尔银行工作了近三十年后，他将于今年底退休。
马伯乐在蒙特利尔银行的香港办公室接受了邓肯•马文(Duncan Mavin)的采访，谈到了他在亚洲的长期职业生涯，以及一家细分市场银行如何在该地区取得成功。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摘要。
《华尔街日报》(以下简称WSJ)：您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马伯乐：60年代末，我在得克萨斯州登顿县(Denton)的北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主修法语。一次，我在图书馆中本应向右转时，却转到了左边，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亚洲书库。忽然发现那里的内容简直太有趣了。
当时正值越战，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征兵令。我入伍了，并说我想学习汉语或日语，后来他们派我去【位于加州蒙特雷县(Monterey)的美国国防部国防语言学院(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学习韩语。
最终我到了韩国生活，并爱上了那里的文化。不久以后，我前往巴黎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求学，并获得了中国文化学位。
WSJ：那时您是否计划以一名银行家的身份重返亚洲？
马伯乐：我没有想得那么远，以至于预见到学习汉语会对生意有所帮助。我认为自己将成为一名学者，然后就开始更留意自己拥有的资本。在商业领域中，懂一些中文显然是有好处的，因此我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从商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蒙特利尔银行。我喜欢这家银行，这里很有学院气息。
WSJ：像蒙特利尔银行这样的银行如何在亚洲这个有如此众多的国际银行和国内银行的市场上竞争？
马伯乐：你应该到你具有巩固持久的竞争优势的市场中去。你应该尽早而鉴定地打入这些市场。
举例来说，我们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外汇市场，当时人民币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浮动空间。20世纪90年代时，这是个很单调乏味的市场，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中。当交易波幅开始变宽时，我们是2002年最先要求作为做市商加入中国外汇交易体系的六家国际银行之一。
WSJ：如今的中国显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和不确定性的银行市场。您是如何知道该选择其中的目标市场的？
马伯乐：如果中国在某个领域中开放了某项业务，那么就应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样做将获益良多。整个衍生产品领域都将有更大的发展。现在衍生产品只是一个四字词语，但是当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时，为了让中国公司更具竞争力，对复杂对冲产品的需求将增加。
财富管理是蒙特利尔银行致力经营的另一个领域。中国的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它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财富积累也将继续下去。
WSJ：您在亚洲时犯过错误吗？
马伯乐：当你身处远离公司总部的地区时，中心的战略有时会偏离你所在地区的最佳战略。20世纪80年代时，公司购买了芝加哥的哈里斯银行(Harris Bank)[现在的哈里斯银行公司(Harris Bankcorp Inc.)]，总行有段时间重心全在整合北美业务上。这绝对是正确的做法。但当你在亚洲时，就会抱怨说：“嗨，没人注意我们”，并试图推行某些战略，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会削弱更重要的战略行动。
WSJ：您能向大家推荐一些商业书籍吗？
马伯乐：《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是研究美国土著居民的人类学家，他将自己的学识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简而言之，他将世界分为高语境社会和低语境社会。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低语境文化中，从商业角度看，交易结构和价格相对来说比其它因素更重要。但是在高语境社会中，你和谁打交道，你与他们的熟悉程度如何，你们是否念过同一所学校则相对来说更重要。所有东亚国家都属于高语境。
WSJ：您在亚洲银行业工作的这三十年中，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吗？
马伯乐：我曾经认为这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高语境社会最终将成为低语境社会。但现在我不再那么确定了。我们可能会向着高语境社会的价值观更为盛行的模式转变。这里不再有那么多的西方人来讲课，告诉中国人如何管理银行。
WSJ：作为一个外来者，在亚洲从事银行业是否很难？
马伯乐：我接受的培训是以培养亚洲银行家而不是西方银行家为宗旨，因为我最早就在日本的蒙特利尔银行工作。我为一名叫Iwanaga的日本同事工作，他当时50多岁，是从三菱银行(Mitsubishi bank)调来的。Iwanaga先生是一位很传统的日本银行家，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从某些角度说，我接受的亚洲培训意味着我的行事风格更含蓄委婉而不是直接了当，[后者]更像西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