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穿越“黄金时代”
对于藏书,曲振明自有其道。三十年收藏岁月,他的“读”与“藏”并无明显分界。“我不求古本秘笈,只求其用而已。”藏书三十年,曲振明的家中塞满了各种书籍,“弄得书房如同仓库一样,堆得满满的”。“50后”的曲振明羡慕现在“生活在书籍海洋中”的年轻人,想看书甚至不用跑到书店,只需上网点击,就能获得选书购书送书的整套服务。他感慨到,时代真的是进步了。
“记得我收藏第一部《水浒传》时,正值‘文革’后期全民评《水浒》运动深入开展的特殊时期。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批判教材——即100回本《水浒传》(上中下三册)。想买这本书,还必须要在单位进行登记。”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迎来了文化开放的春天,许多新版图书开始与读者见面。当年在新华书店,曲振明排了很长的队才买到了《郭小川诗集》与《杨朔散文集》,如获至宝的感觉经过三十年时间的发酵,今天已成为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每每想起都心生感慨。
由于无书可读,借书、读书成为曲振明少年时的奢望与追求。“我曾有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但外借图书少得可怜,许多文学名著只能依靠朋友之间串换,当时能读到一本完整的书十分不容易。三十多年前想看书是要付出代价的。”谈笑间,曲振明忆起青年时期百般求书的曲折经历,记忆犹新。“记得我曾从同学手中借到一册钢笔手抄本《一绺金黄色的头发》,于是让所有想看书的人帮助抄写。就这样大家进行分工抄写,又传抄成一册。”读书之难,使他幻想着将来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2007年,曲振明搬到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朝思暮想中的“理想书房”。虽是片瓦之屋,却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立锥之地。每当夜深人静,身在“书城”,桌上一盏茶,手握一本书,构成了他的“黄金时代”。在他看来,读书展开了他与古哲先贤的一场静静的对话。
收藏之乐离不开“淘”
改革开放以后,曲振明经常光顾天津劝业场二楼、和平路317号、文化街的文运堂和文林阁等古籍书店的各个门市部,而后又延伸到沈阳道、天宝路、平安街、二宫、三宫的地摊。后来借调北京编修《中国烟草通志》期间,他又常逛北京潘家园、报国寺以及各家中国书店,淘书的嗜好始终没有中断。买书的过程中,他除了买自己没有的书,还买一些自己有但版本不同的书。
“很多的收藏,正应了‘一物一主’那句话,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尽管其中过程曲折,回想起来也是种乐趣。”曲振明得到陈宝泉(天津人,民国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民教相安》,过程颇有些故事。“这是一册义和团事变后劝诫天津老百姓安分守己的书。我最早在沈阳道的地摊上发现,几经讨价还价,就是没谈妥,后来被别人买走,很是扼腕叹惜。不料过了几个月又在别的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并以低于原来的价格买成,这可应了缘分之说。”还有一次,曲振明路过千里堤旧物市场的一个书摊,发现一册1927年英文版《阿Q正传》,当时摊主开价高没有谈成。念念不忘此书的他,一个月后又专程找到这个书摊,发现书还没有卖出,庆幸之余又在摊主家中淘到四本旧书。这样的经历让他不禁感慨,“收藏,享受的就是在逆境中蕴涵着无限希望的感觉。”
收藏之乐除了体现在淘书的过程中,还有不经意间的那些意外收获。严复批注的《天演论》初版本的收藏就是曲振明的意外收获。《天演论》是西方文化输入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严复1896年在天津译成后,曾进行几次修订,直到1898年4月后由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刊行。“目前《天演论》流传的版本有三个系统:慎始基斋正式出版本系统、吴京卿节本天演论简本系统和陕西味经售书处稿本系统,其中慎始基斋本十分罕见。我十分崇敬严复,收藏的是《天演论》的商务印书馆本、富文书局本和吴京卿节本,没能收藏到慎始基斋本,感觉很遗憾。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文化街旧书肆淘到慎始基斋本,上面有大量的绿笔批注与红笔圈点,经专家考证,是严复对照吴汝纶的节本进行的批注,版本价值十分珍贵。”
“旧式学者将其校勘注文或心得体会附记于书的一种刊本之上,这种批点校注往往在刊本上留下手写笔迹。特别是作者本人的校注,版本价值较高。”曲振明收藏的《天演论》版本经严复的后代、严复实际研究者严孝潜先生推断,该版本“可能是严复在1900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在慎始基斋正式刊行本的《天演论》上,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批注、增删和更改工作。但还没来得及交付正式刊行,在7月12日就仓皇离津赴沪,所有书籍俱未携带,‘津寓为法兵所占,书籍文稿散失不少’,以后被散落到天津民间,1988年被曲振明先生所收存”。
爱屋及乌 延伸收藏范围
收藏到《天演论》后,曲振明开始关注严复的著作,随后收藏了光绪版的《林严文钞》,接着又对林纾发生了兴趣,收藏了《畏庐文集》、《畏庐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畏庐诗钞》,还收藏了他的《伊索寓言》、《茶花女遗事》等翻译旧作。“淘书往往会出现‘爱屋及乌’,不断延伸自己的收藏范围。”从买书、淘书的经历来看,曲振明认为这也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许多古旧书店的老店员都有独门绝技,有的偏重古籍善本,有的偏重新文学初版本,有的偏重通俗小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知识。我还结识了不少书友,他们有经验、有眼光,常常为我指点迷津。”遗憾的是,近年来旧书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书摊上难觅好书,一些有价值的图书都在拍卖市场流通。买书环境的改变,使早先的淘书乐趣荡然无存。“昔日淘书、买书的经历已化作美好记忆。”曲振明说道。
随着环境的改变,淘到好书是越来越不容易。想要在旧书堆里捡漏,没双慧眼可不成。“淘旧书要看懂书法与印文,特别要留意带有批校、跋语的书,这与平素多读书和注意知识积累密切相关。”清光绪年间长芦盐业纲总姚学源的《十瓶庵日记》和《习琴斋日记》两部手稿的收藏就是捡漏。当时书商以为是账本,曲振明拿过来一看,其中有姚学源与其表兄光绪朝大学士李鸿藻的许多交往经历,颇具史料价值,立即入手。
“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经历,每一册图书都有一段故事。”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书对曲振明而言,是个人修养提升的有效渠道。“读书是一个文化与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读经典就是在与大师、巨匠对话,与古圣先贤的交流构成了我们对现实环境的一种精神超越。”
收藏家:曲振明
曲振明,现任天津市河东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天津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烟草博物馆特邀撰稿人、东方烟草网特聘专家,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天津地方史和中国烟草史研究。
自1984年开始从事文史研究与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团结报》、《人民政协报》《今晚报》、《天津日报》、《中老年时报》、《中国烟草》、《东方烟草报》等各类报刊发表各类文章,约300余万字。曾担任《中国烟草通志》副主编、《天津烟草志》主审,参与编著《天津近代名人系列》、《天津文化通览》、“天津今晚贺岁书系列”等。1989年荣获天津首届“职工读书、藏书、用书”优秀奖,2010年荣获“天津十大藏书家”称号。